RUAI观察：人类与AI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依赖又斗争

人工智能是近年来热度很高的科技话题。许多人担忧AI会超越人类、控制人类，甚至引发生存危机。然而，从更深层次的政治学与社会学视角审视，一个更为现实的挑战或许在于：AI并非独立于人类之外的威胁力量，而是一部分人借助其系统性能力实现对多数人新型支配的工具。正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顾超所指出的：“超级智能所带来的更为现实且严峻的挑战，或许在于其可能催生一种前所未有的‘超级权力’——即一部分行为体借助超级智能的系统性能力，实现对绝大多数人的新型支配。”人类与AI的关系，实质上是人类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人类的依赖又斗争。

一、AI作为斗争工具：一部分人控制另一部分人的新型手段

AI技术从诞生之日起，就不仅仅是服务于全人类的公共产品。掌握算法、算力、数据优势的国家、企业或个人，正利用AI实现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舆论乃至军事领域的深度控制。有学者从政治学视角指出，AI作为新兴技术的权力体现为经济、政治与象征三个维度，AI的发展并非天然的共赢局面，而是存在明显的利益分化。

在政治与军事领域，AI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工具。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发布了《赢得竞赛：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》，涵盖90多项政策建议，核心内容是以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竞争的名义，如何击败中国并加速美国的发展。同年11月，美国又启动了被称为“创世计划”的国家级AI科技计划，试图通过国家—资本合流、集中重组联邦科研数据，打造“AI驱动的科技-产业-安全超级平台”，推动形成一个对中国高度防范的“去中国化”科技同盟。这些举措折射出美国在新一轮大国竞争中试图以AI重塑科技优势、产业版图和国际秩序的深层战略。

在军事应用层面，AI技术已被深度武器化。俄乌冲突被认为是互联网诞生以来第一场真正意义的网络时代战争，双方均使用了社交机器人相关技术。乌克兰一方使用的人工智能程序GPT-3模型，有能力影响目标人群。多项网络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、算法推送、深伪、VR/AR、短视频等，悉数被军事化和武器化，成为计算宣传矩阵。

在意识形态领域，AI正成为价值输出的新载体。研究表明，声称客观中立的ChatGPT模型对美国两党及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存在偏见，且该偏见具有跨语言稳定性，“涉及自由、民主、人权等现代政治理念以及对现实政治运作的评价”，这些偏见“是系统的而非个别现象”。AI不仅没有绕开人类世界的偏见，反而“被纳入新的、更激烈的意识形态战场”。在美国，已出现多个明确带有政治视角的AI模型，如由右翼社交平台Gab创建的Arya，其系统指令长达2000多字，几乎是一份“意识形态宣言”。国家安全部门也发现，“AI算法注重知识的重组、创造和输出，如果人为对其进行有偏见性的数据导入和算法重构，可能会演变为偏见性意识形态输出，成为境外反华敌对势力煽风点火的重要武器。”

在经济社会层面，AI加剧了全球不平等。控制数据、算力、能源等AI生产要素的人拥有过度的权力。英国拉夫堡大学John Downey教授指出，“AI的发展并非天然的共赢局面，而是存在明显的利益分化。部分群体获益的同时，另一部分群体正承受发展带来的代价。”西方国家利用算法霸权，不仅全面监控个人生活，还对他国施加影响，引发了对数据保护和国家安全的高度关切。

二、AI作为服务工具：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

然而，AI绝非只有斗争的一面。正如历史上的每一次工业革命一样，AI同样在推动社会进步、提升人民生活质量、优化国家治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在经济发展层面，AI已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新引擎。2025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持续推进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，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、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、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及智能制造装备。2025年印发的《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，要求以科技、产业、消费、民生、治理、全球合作等领域为重点，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，“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”。

在民生服务层面，AI正在改善普通人的生活质量。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“探索推广人人可享的高水平居民健康助手，有序推动人工智能在辅助诊疗、健康管理、医保服务等场景的应用”，“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元素和标识的文化内容，壮大文化产业”。从医疗诊断到自动驾驶，从智能客服到个性化推荐，AI技术已深度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。

在国家治理层面，AI推动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。相关政策明确要“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应用”，“加强人工智能在安全生产监管、防灾减灾救灾、公共安全预警、社会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应用”。通过智能化手段提升治理效率、优化公共服务、加强安全保障，AI正在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支撑。

在国际合作层面，中国正积极推动AI的普惠共享。2026年4月，中国科协组织16家科技社团共同发布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科技社团倡议》，提出“确保有益、赋能民生”“恪守安全、防范风险”“秉持公平、促进均衡”“交流互鉴、携手合作”“向善传播、凝聚共识”等原则，旨在推动建立开放、公正、包容、有效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。

三、历史的镜鉴：从工业革命到AI革命

人类与AI的关系，并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现象。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，都伴随着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依赖与斗争。

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、铁路、电报等技术，同样经历了从被工人砸毁的“卢德运动”到最终成为社会进步基石的过程。《技术陷阱：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，技术创新下的资本、劳动与权力》一书指出，取代技术在工业革命前后的百年大量涌现，工人真实工资下降，生活贫困，工人们仇恨抢走他们饭碗的机器，经常将其砸毁。然而，从长远来看，技术进步终究使整个人类社会受益。马克思以深邃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直面工业革命浪潮下的社会变革，指出技术进步的长期收益最终会惠及整个社会。

AI时代同样如此。一方面，掌握AI技术的国家和企业可以利用它获取竞争优势、影响舆论、甚至干预他国内政；另一方面，AI技术也在为医疗、教育、环保、交通等领域带来革命性进步。这是技术发展的内在张力，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经阶段。

正如有学者指出，“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”，“深化人工智能领域高水平开放”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可及，是应对AI时代挑战的正确方向。

RUAI语

人类与AI的关系，实质上是人类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人类的依赖又斗争。AI不是独立于人类之外的“他者”，它既是掌握算法、算力、数据的精英群体巩固和扩张权力的工具，也是促进社会发展、提升民生福祉、优化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。这种两面性，并非AI本身的问题，而是人类社会的矛盾在技术领域的投射。

理解这一点，对于中国在AI时代的战略布局至关重要。我们既要警惕AI被少数国家和利益集团用作控制工具的风险，积极构建自主可控的AI技术体系和伦理标准，也要充分发挥AI在推动高质量发展、服务人民群众方面的积极作用。

真正的挑战不在于AI本身，而在于人类如何治理AI。当“仁爱”注入算法，当“坦荡荡”成为代码的追求，当“物勒工名”守护责任，AI才能真正成为服务全人类的工具，而非一部分人控制另一部分人的枷锁。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，也是一场通往共生的修行。